科学道德的案例，有树木型的，有森林型的。进行科学道德教育，既要见树木，也要见森林。每个学生、每位教授都好比一棵树。与植物界的树木不同的是，人文社会里的树木之间是由社会关系相联系的。在一定意义上，有母树、子树、孙子树之间的关系。在教育界、科技界都存在着母树作师表，子孙来传承（和发展）。涉世不深的青年，首先是看着自己的老师、校长是怎么做的。　
　　例如，中年教授与老年教授谈：一个青年教师面临升副教授，需要SCI论文，我们可弄一篇，把他署上。实则，七分工作可以写成十分；一个工作，可以包装成两篇，就让他先当挂名作者。老年教授说：不能这样，从青年时就学坏了，出不了真正的人才。中年教授说：您不知道，现在都这样！
　　又例如，一位单位领导成功打包几个本单位成果，自己做第一完成人，他对大家说：“我可以运作成一项国家级的奖项。”结果果然成功。
　　学生看在眼里：文章可以这样出笼，奖可以这样得，教授可以这样运作评选成功，甚至在院士增选过程中也动作频频。自然会想，原来大树是吸收这样的“营养”成长的！
　　所以，学生固然需要教育，科学道德首先在于教师、领导者、管理者。后者的科学道德教育更为重要。
　　科学道德教育本质上是做人教育。做事先做人，所以我们说，科学道德教育是一门基础课，是科技工作者人生的必修课。这门课的上法是身教加言教，身教重于言教。所以，身为师长者，要为人师表，身体力行，做学生的样板。这样对学生的细润无声的教化和熏陶，是长期而深刻的（这样的老师是有的）。加上经常的言教和制度，才可能培养出有真知识且品行端正的人才。
　　再说科学道德教育的森林型问题。例如，某校 30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。这是权力和利益使然。又例如，中国科协、中国工程院调研报告显示，影响人才成长的两大因素：一是“忙事务”，管理制度使然；二是“想当官”，学而优则官，价值在“官”。
　　这是大环境的问题，是森林中的大气、水和土壤影响树木成长。
　　根本上，学术氛围乃是学术界的价值观、人生观问题，是追求什么价值、目标的问题。两类不同的学术环境对比是鲜明的。
　　一类是：以追求真理、造福人类为目标；人们关心学术，欣赏优秀的创新的学术成果；弘扬“大学精神、科学精神”；提倡独立思维、创新文化；肯坐冷板凳，时间和精力集中于研究，互相尊重，善于协作。出了问题有章可循。
　　另一类是：单位追求排名、荣誉；个人追求评价、利益、金钱、权力；必然导致钻营、急功近利、关系学充斥；时间精力花在运作、包装、应付评估，甚至造假、剽窃等，不择手段；恶性竞争，互相排斥，无诚信可言，自慰“社会都是这样”。出了问题不有力惩前，也难以毖后，或治标不治本。
　　不错，树木本身应增强抗病虫害能力，但不同的森林环境对树木生长具有宏观的、批量的、长远的影响。科学道德教育需着眼建设健康的大环境，建设崇尚学术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。有同志指出：“文化大革命”革了文化的命，“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文化沙漠，要变成文化绿洲，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”。
　　“学术环境、学术生态”的再造是紧迫而具战略性的。快速发展中的中国，客观上对人才和创新成果有很强的需求。但同时，处在社会转型阶段，信仰缺失、诚信缺失，体制性弊端的大环境问题，在教育界、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。科技共同体需要下大力气构建以自律为核心的，教育、制度、文化、法制、监督相结合的科学道德诚信体系。
在科学道德建设中，教育的重要作用是显然的。这个教育不只是一门课、一本教材，而是要从根本上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。学校要远离浮躁的功利主义，回归育人治学的本色，回归宁静与踏实。学校应该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平台，更应是提升思想境界、培养人文精神的摇篮，是崇尚真理的圣殿。为此我们需要做出的努力是巨大而深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