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大三上学期的时候上一门文学理论课，课间跟教这门课的胡老师聊天。说到我是吉安遂川人，他顺口说了一句，我们系下学期有一个叫张国功的新老师来上课，好像也是你们遂川人。末了加上一句，他是个蛮好的人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那时候根本想不到他以后会成为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。
　　张老师是编辑出身，之前在出版社做了十几年的编辑，在他们那个行业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业绩。突然转行来做老师，是颇令人费解的。后来仔细想想，可能是他对之前的工作还有生活方式都感到某种程度的疲倦，渴望在相对来说还算宁静的校园里寻回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。因而他是带着某种严肃的使命感来的，教书育人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价值。
　　没记错的话，张老师回到学校教的第一批学生就是我们。那时候，每次上张老师的课，我都会带上我最厚的那本笔记本，因为他准备的课件上密密麻麻都是字。不仅字多，还有很多相关内容的链接。他就在那儿不迭地念，用带着赣南口音的普通话，念一会儿又跑回电脑前，忙着把相关链接的内容打开。链接的内容上也满满是批注，这里如何如何，那里如何如何。我们边听边记，手忙脚乱。有时候打不开链接，我们就长舒了一口气，放下笔歇会儿。下课回寝室的路上我们就开始品评这位新来的老师，一致的意见是这位张先生准备的内容还挺充分的，但有时候想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。秃噜秃噜，像拖拉机在不停地耕地。还有的抱怨说今天听他的课，推荐了不少书。听第一次，这本书极好，忙不迭地记下来准备下课了去图书馆找来看。听第二次，那本书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也必须看，又忙着记下来。接着，这套丛书也颇值得一看，一下就不想记了。这么多书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看？
　　我那时候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课间他跟我聊天最常问的问题是班里同学习惯他的讲课方式吗，班里同学对这门课有什么建议，班里同学平时都做些什么，诸如此类。有一次，讲到胡适，我问他借一本唐德刚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。他下次上课的时候就带了过来给我，说他家里还有一本，这本书就给我了。
　　等我当了他的研究生，他就开始嫌我看书看的少。有段时间，我每个月尾定期给他发一份我这个月的阅读书目，哪怕我已经在这个单子里掺过水了，他还是觉得阅读量不够。他找我找的很勤快，自己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书了，就发给我看；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做了，也滴滴滴的在扣扣上给我留言；有时候没什么事情，也来提点我一下，要我多看书多写东西，不要把英语落下了什么的。惭愧的是，我不是一个勤快的人，很多时候都只是嗯嗯嗯的应付着。他老觉得现在的学生跟他们上大学那时候不一样，抓住机会就说现在的学生怎么这样这样，书也不看，东西也不写，不知道一天天在做什么。有时候我听着听着就想起鲁迅先生《风波》里九斤老太说的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呀。
　　张老师家里有个大大的书房，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（我了解的是这样）只喜欢看书，除了上课剩余的时间大部分可能都在书房里度过了。我有时候去他家里借书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“教育”我，总是对我不满意。每次从他家里出来，我都觉得我接近于一无是处了。唯一一次没有这种感觉是和师姐一块去的，那时候师姐正准备写毕业论文，他的矛头正对着我师姐，我得以幸免。他聊天的时候喜欢重复，经常一个话题我听了好几遍了他还跟我讲，可以肯定这个话题他不止跟我一个人提起过。他跟学生走得比较近，是个有学生缘的老师。学生有什么事找他，他一般都是点头答应的。这跟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，热心，坦诚，有一份力出一份力。他朋友不少，提到某个地方的时候，习惯性的说，我的某某朋友在那里。我接触过的几个他的好友，都在私下跟我说他的好话。我感觉得到他们是淡如水的交情，自然也相信他们说的好话。
　　有一次他带我去拜访一位老先生，他们在前面聊着，我在旁边听着。聊到叶圣陶的时候，老先生突然说，你就像叶圣陶呀，之前是做编辑、作家，现在又做了教师、学者，性情也跟他相像，比较温和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跟他一样有情怀。说完哈哈大笑，我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。
　　他刚回到学校当老师的时候，我想是带了点理想来的。这样的理想，在如今日渐喧嚣的校园里，是挺容易感觉到失望的。当发现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美好的时候，不知道现在的他还留有几分激情和耐心。这是我想知道的。